视域 | “城市大脑”：中国城市治理的新动向

近年来，“城市大脑”建设成为中国城市治理的新动向。超大规模城市数字化转型顺应了数字技术发展的趋势，正成为重塑城市未来的历史契机。我们希望能够在更广泛意义上探索城市与它的“大脑”的关系，从而为城市的数字化和现代化治理提供新的思路。

原文 ：《“城市大脑”的治理内涵》

作者 |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  黄璜

图片 | 网络

2019年，中国城镇化率突破60%，全球城镇化率接近56%。不断扩张的城市给人类带来的福利与挑战并存，城市治理成为全球讨论的核心问题。近年来，“城市大脑”建设成为中国城市治理的新动向。据统计，我国已经有500多个城市正在布局或者已经建成“城市大脑”项目。“城市大脑”被比喻为城市的神经中枢，并被扩展至从感知、通信、决策到执行的多样化治理场景中的各色数字应用。从这些应用中可以发现四个层面的城市治理内涵。

首先，“城市大脑”是对细节的治理。“城市大脑”的提出无疑受到数字经济的启发。互联网平台的成功，与其说是数字技术驱动，毋宁说是“至臻细节”使然，技术为细节的实现提供了可能。从简单粗放的资源配置中挖掘细节“蓝海”，让资源得到更加细粒度的优化配置，正是数字经济成功的源泉。当人们无论在线上或线下品味这些创新内涵时，感慨的往往不是技术的高超，而是“这也能想到”或“这也能找到”。同样，对于城市经营者来说，不能单纯将“数字大脑”视为一套技术应用，而应是以细节为导向的精致的公共物品。现代计算技术的初衷便是希望超越人类认知和能力的有限性，“城市大脑”所勾画的所有理想模式都尝试超越人类极限，把对供需和时空的分配控制到极致。

其次，“城市大脑”是对流动的治理。流动为城市空间关系的生产带来了物质基础，也为社会关系的生产提供了条件。作为一个开放系统，城市中所有秩序与繁荣建立在流动的基础之上，包括两个层面：一是人、物或能的流动，二是信息或知识的流动。若仅基于静态视角，城市则是建立在特定空间中，城市治理即是对特定空间的治理。若基于动态视角，与其说人和物在空间中流动，毋宁说是这些流动创造了空间，而城市恰恰是创造流动之秩序的手段，城市治理是对城市流动的治理。早期智慧城市的理想版本便是把交通、能源和电力、电信等列为优先发展的方向，目前各地“城市大脑”建设中的典型场景也是交通治理。这些数字化的应用无外乎尝试提供一种能够追踪人和物的流动的“覆盖能力”。

再次，“城市大脑”是对时间的治理。流动不仅是对空间的考量，也是对时间的测度。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曾感叹，今天我们把自己的中枢神经系统延伸到了全球怀抱之中，我们废除了空间和时间。在现代城市治理中，时间不仅是成本，也是资源，因此城市的现代化设计必须包含对时间的配置。“城市大脑”提供了两方面的时间治理。一方面是线上信息的一瞬而至将物理时空压缩到了极致，不同来源、不同尺度的信息可以同时呈现，城市的瞬间态势可以一览无余。另一方面是线下时间可以被精确地配置。无论是对交通的管制还是对能源的调控，“城市大脑”都将时间配置给更需要它的对象。

最后，“城市大脑”是对复杂性的治理。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，人们在时空中的交错构成了它的复杂性。城市本即用于简化自然时空复杂性的结构化手段。随着城市自身的扩张，其内部分化出的子系统之间日益难以协作，导致城市本身又成为复杂性的来源。数字化带来的统一网络、高效计算、即时通信和智能行动，为城市应对自身复杂性提供了途径，但信息爆炸与无序流动又叠加了新的复杂性。“城市大脑”可以看作简化这种双重复杂性的尝试，即通过对城市内部关键信息流动的标准化、统一化和集中化，重构城市中的信息秩序。

现在，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，如果说城市是人类对自然时空的否定，以“城市大脑”为代表的城市数字化则是对城市物理时空的否定，那么“城市大脑”是对城市的终结吗？城市为人与物的流动提供了结构化的便利，数字化则将信息提取出来形成新的简化结构，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想象：当城市的数字大脑越来越完善，它必然走出城市的界域；当我们的医疗、教育、通信和公共服务不在局限于传统的城市时空，那么城市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如果说数字经济平台——与城市极为相似的综合体——是从外部对城市的威胁，那么诸如“城市大脑”的数字化产物或许正在从城市内部瓦解城市的根基。

数字化已经成为现代化城市的基本特征之一。我们聚焦“城市大脑”的理想模式，并非忽视实际建设中的困难与风险。矛盾总是存在，所谓“终结”当然也离现实很远。我们希望能够在更广泛意义上探索城市与它的“大脑”的关系，从而为城市的数字化和现代化治理提供新的思路。

文章为社会科学报“思想工坊”融媒体原创出品，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46期第4版，未经允许禁止转载，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不代表本报立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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